3 月 3 日，Aave 协议核心治理团队 Aave Chan Initiative (ACI) 宣布将关闭运营并退出 AAVE。
这是两周内第二个离开的主要贡献者—此前 2 月 20 日，Aave V3 代码库的开发团队 BGD Labs 宣布退出。
消息公布后，AAVE 代币价格下跌超 11%。
作为 DeFi 历史上最成功的 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这个 TVL 近 270 亿美元资产的 DeFi 龙头，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内部动荡。
这场危机的伏笔早在去年 12 月就已埋下。
当时，Aave Labs 在未经过治理讨论的情况下，将前端界面的交易聚合器从 ParaSwap 更换为 CoW Swap。原本流向 DAO 金库的手续费，转而进入了 Aave Labs 的账户。
面对质疑，Aave 创始人 Stani Kulechov 的回应是：前端界面是 Labs 建的，收入自然归 Labs；智能合约和流动性池才属于 DAO。这个解释在法律层面说得通，但在社区层面引发了不满。
为了平息争议，Aave Labs 今年 2 月提出了一份名为「Aave Will Win」的提案。提案内容主要包括：请求 DAO 批准约 5100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 V4 开发，作为交换，将所有 Aave 品牌产品的未来收入划归 DAO，并将 Aave V4 确立为唯一的技术基础，逐步淘汰 V3。
问题在于，这三件事被捆绑在一起。支持收入归 DAO 但觉得资金规模过大？没得选。认为 V3 仍有价值不应被冷落？同样没得选。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否定。
ACI 的不满：不透明投票ACI 的退出声明中，最核心的指控是：支持该提案的投票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与 Aave Labs 有关联的地址。临时检查投票仅以 52.58% 的微弱优势通过，ACI 认为如果没有这些「自我投票」，结果可能会不同。
ACI 创始人 Marc Zeller 写道：「如果一个最大的预算接收者可以利用其未披露的投票权来强行通过自己的提案，那么独立服务提供商在 DAO 中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ACI 并非没有尝试解决问题。投票前，它提出了四项条件，包括更严格的链上里程碑追踪、限制预算接收方自我投票等，但均未得到采纳。
这场冲突折射出 DAO 治理中的结构性问题。
Aave Labs 掌握着代码库、品牌域名、社交媒体和开发话语权。BGD Labs 维护着主力版本 V3——它贡献了协议超过 75% 的收入和 97% 的存款总额。ACI 则负责治理协调和业务拓展，自称在过去三年推动了 61% 的治理行动，帮助 Aave 的 DeFi 市场份额从不足 50% 推升至 65% 以上。
这三个团队本应相互制衡。但当 BGD 和 ACI 相继离场，剩下的那个权力中心无论怎样表态，都难以让人完全放心。
Stani Kulechov 在 ACI 宣布退出后回应：「感谢 Marc 多年来的贡献，协议将继续正常运营。」
但这个回应并未触及核心问题：当最能评估 V3 技术风险的人已经离场，DAO 如何能放心将未来押注在未经实战检验的 V4 上？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机构投资者 Blockchain Capital 事后表示，因托管平台不支持快照投票，他们持有的 AAVE 未能参与。这揭示了 DAO 治理的另一个现实：名义上由代币持有者共同决策，实际上投票权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DAO 的治理难题ACI 表示，在接下来四个月的过渡期内，将把治理仪表盘、激励框架、委员会角色等工具和职责移交或开源。但有些东西难以移交：三年积累的治理经验、对协议细节的熟悉程度、以及协调不同利益方的人际网络。
数据显示，ACI 在过去三年共花费 DAO 460 万美元，帮助 GHO 稳定币从 3500 万美元增长到 5.27 亿美元。这些工作未来由谁接手，仍是未知数。
Aave 的这场风波，本质上是 DAO 治理困境的一个缩影。
理论上的 DAO 是代币持有者的共同体。但实际上，治理往往由创始团队、早期投资者和核心开发者主导。这些角色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执行者，有时还是预算的接收者。当利益冲突出现时，「程序正义」是否足够，就成了争议焦点。
一位 DeFi 从业者评论说：「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当利益和立场不一致时，现有的治理机制没有提供有效的化解方式。」
接下来会怎样？ARFC 阶段对「Aave Will Win」提案的修订，将是观察事态走向的第一个窗口。如果 Kulechov 承诺的「结构性改进」能够落地，拆分捆绑提案、明确投票行为边界，或许能为这场风波画上句号。
如果无法达成共识，最极端的可能是 BGD 和 ACI 另起炉灶，分叉出一个新协议。尽管流动性壁垒很高，但并非不可能——核心开发者和治理团队同时出走，为分叉提供了技术基础和社区基础。
对 Aave 来说，眼前的问题是如何填补两个核心团队离开后的空缺。更长远的问题是，如何在创始人愿景、核心开发者利益和社区意志之间，找到更可持续的平衡点，如果无法解决「权力集中」的悖论，即便是最强的协议，也可能在无休止的内耗中失去其先发优势。
